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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轴心时代为中医学发展带来契机

时间:2017-11-13 来源: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:卢祥之

  •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。这一根脉,藏于日常的物质器物、社会制度、语言文字、医学体系等表征之下,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,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。文化具有穿越千年时光的持久魅力。

  •中国医学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,是通过长期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而成的医学理论体系。目前,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和政治价值。儒医学的研究和深入,会给儒家文化复兴带来无比的活力。

  •中国的儒医文化,就是中医文化。“新轴心时代”正在逐渐形成,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,中国今天重新认识儒医文化的热潮,是人类社会“新轴心时代”绚丽的一簇浪花。

 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·西奥多·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——轴心时代,指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,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公元300年间,在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,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。此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重大突破时期,各个文明体系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,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,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,印度的释迦牟尼,中国的孔子、老子。他们的思想体系,架构了不同的文化、哲学体系,2000余年来一直影响着整个人类。

轴心时代文化兴盛

  轴心时代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,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发展最为昌盛的时期。诸子蜂起,百家争鸣,各种思想潮流竞相显露,理性主义和儒道互补思想汇聚成了博大精深、包容开放的中华传统文化,以至今天我们翻开中国历史,随处都能找到这一时期浓重的踪迹。这一时期的轴心文明,奠定了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,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,包括中医学经典理论。春秋战国后的中医学发展、特点及各种思想,都可以从轴心文明的百家争鸣中溯及源头。

  1902年,梁启超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和严复1897年的《天演论》,以及闻一多1932年的《文学的历史动向》,都指出了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后,忽然发现世界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——中国、印度、以色列、希腊都 “差不多同时猛地抬头,迈开了大步”。这个迈开“大步”时期,就是轴心文明诞生时期。

  轴心文明凝聚着人类价值与精神面貌的宗教与哲学思想,可以认为是文明的“内核”,是最深层次、最根本的部分。轴心文明时期,生产关系的变革,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的繁荣,而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科学文化的发展。

中医学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

  与轴心文明同时共生的中医经典理论《黄帝内经》及其体系,冲破了封建迷信及神权思想枷锁,旗帜鲜明地提出“拘于鬼神者,不可与言至德”的观点。《黄帝内经》的问世,是中国历史医巫分道扬镳的标志。

  自然科学的发展,是人们和自然界斗争的记录,它表明了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控制在逐步地深化和提高,自然科学有利于人们破除封建迷信思想,抵御巫术等有神论思想的侵袭。巫术作为人类早期文化生活中的普遍现象,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可以认为巫术是先民们在应对自然中所产生的行为反应,也是科学不发达的标志。战国以后,唯物主义思想的逐步发展以及自然科学的日益发达,使巫术逐渐衰落。人们认识到,求助于巫术、占星问卜,祈求上帝、神灵解除疾病的痛苦,是不能解决问题的,这样,医学的发展成为时代的需要。

  雅斯贝尔斯提出过哲学的“轴心突破”。中国春秋时期文化上也有“突破”,并带来了“超越”。中国夏、商、周的礼乐传统和多种学派,多种思潮的兴起以及国家意识形态日趋社会化、平民化和工具化,在这种情况下建构起知识的主体和普及劝学、问对、游说、争鸣之风,虽然众人的社会理想、政治思想不相同, 但共同之处是大一统。各种社会理想、政治思想的提出,都不是只为某一国、某一家, 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“天下”。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是先贤群体从事政治、从事医学活动的共同理想。

  中医学《黄帝内经》和《伤寒杂病论》的诞生与儒学兴盛时代相应,形成了大量从儒入医的典范,如历代名医朱丹溪、张景岳、李中梓、吴鞠通等。“诸儒各争门户,垂数百年”,直接导致“医之门户,分于金元”,促进了学派的分流,出现了医学诸家争鸣的繁荣局面。在中医历史上对火热论、命门学说、温补学说、相火论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其自己的“突破”,中医各种学派的产生、繁荣,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体系上的反思、突破和超越。

“新轴心时代”即将到来

  今天,各国经济都在飞速发展,跨国企业不断建立,各国的资金、人才、物质方面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着不断的流动与碰撞,经济上的合作交流势必会带动国与国之间的语言、风俗习惯,以及衣、食、住、行等各方面在文化上的交流。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搭建了一座坚固的桥梁,也催促着新轴心时代的诞生。政治多极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,为新轴心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政治基础。

  1988年7月1日,法国《堪培拉日报》刊登了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出的联名倡议:“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,从中国的孔子那里寻找智慧!”这一倡议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,孔子的儒家思想不仅仅适用于封建时代,在科技、经济如此发达的时代中,孔子的儒家思想依旧能够大放光彩。事实上,四大文明的仅存硕果中华文明为什么会生生不息,无论遭遇怎样的冲击与变故始终充满生机,在古往今来各种文明的交流与激荡中,始终保持独有的民族特质与精神品格,这一点,中国医学屡屡穿过历史荆棘,到今天走上重新崛起的康庄之道,那种宽容的、大道之行的,“变则通,通则久”和那种人伦情怀的感天动地,是最好的说明。

 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。这一根脉,藏于日常的物质器物、社会制度、语言文字、医学体系等表征之下,常常并不显山露水,却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,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。文化具有穿越千年时光的持久魅力,只有世代传承的崇高价值追求,才能使世世代代的中国人,始终保有难以摧毁的精神力量,才能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凝魂聚气。

文化繁荣将促进中医学发展

  当今中医药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全球性的“针灸热”“中医热”遍及各地。上世纪80年代以后,欧美发达国家兴起了“中医热”。各国纷纷派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中医药,派使团来华参观、学习、考察中药资源、栽培、饲养、炮制,以及洽谈商贸和技术合作。从1973年开始,第一个中医法在美国内华达州诞生,针灸在国际上首次取得合法地位。40多年来,中医药早已声名远扬于世界各地。目前,我国的中药产品已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  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的精神气象,中国的儒医文化,就是中医文化。如“伏观朝廷兴建医学,教养士类,使习儒术、通黄素、明诊疗而施于疾病,谓之儒医。”(《宋会要辑稿》)。洪迈在《夷坚甲志》中说:“有蕲人谢与权,世为儒医。”清代王士禛的《池北偶谈》说:“文登生员刘大成以儒医耆德,为乡党所推,董修学宫。”宋代文豪王安石自称:“……,至于《难经》《素问》《本草》、诸小说,无所不谈,农夫女子,无所不问。”“金元四大家”之一的朱丹溪说过:“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。”朱丹溪就是古代儒医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  近现代也有儒医大家。如1901年出生的秦伯未、1902年出生的程门雪、1916年出生的裘沛然和1928年出生的张灿玾等,他们的医学成就人所共仰。秦伯未先生的医、诗、文、酒、金、石、书、画八项皆工,是人人皆知的“八绝奇才”。程门雪先生的文才和所著的《书种庐论书随笔》《晚学轩吟稿》,无不体现了其清雅高洁的品性和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。裘沛然先生说:“医学是小道,文化是大道。大道通,小道易通。”“中医学植根于中华文化,两者一脉相承。要研究中国传统医学,必须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。”“学习研究中医学离开了传统文化,就不能深刻领会中医学理论精髓的内涵,也无法厘清学术发展的源流和脉络,就不可能真正登入中医学的堂奥。”张灿玾先生的医文并茂,理用兼优,毕生“架上书万卷,窗前月一轮。龙虫雕做事,乐道不染尘”,他们都是近现代儒医的杰出人物。

  中国医学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,是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指导下,通过长期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而成的医学理论体系,为人类抗击疾病、瘟疫做出了重大的贡献,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接受。在当今儒学复兴的历史时期中,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和政治价值。儒家的思想文化,不仅是道德的哲学,教育的哲学、生活的哲学,也是政治的哲学。在这个复兴大业中,儒医学的研究和深入,会给儒家文化复兴带来无比的活力。

  在这个空前辉煌的历史时期,中国中医界对儒医文化的研究非常活跃,不仅在世界儒学大会期间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讨论,而且成立了全国性的儒医研究会,十分令人欣喜和振奋。中国是新轴心时代逐步成形的见证者。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文化哲学体系以及多元的文化结构,注定了我们是新世纪“新轴心时代”的参与者。中国文化对“新轴心时代”的文化建构和民族的伟大复兴,将有益于整个世界。中国今天重新认识儒医文化的热潮,是人类社会“新轴心时代”绚丽的一簇浪花。我们坚信,随着时间和时代的推移,这簇绚丽的浪花影响会愈加深远。(卢祥之)

  (责任编辑:高继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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