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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孔庚大力主张“中西医并重”看中医百年经历

时间:2017-11-02 来源: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:曹东义

  1941年,曾留学日本的民主革命老人孔庚(1871-1950年),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,提出了医政改革的提案《调整卫生行政机构,中西医学并重,渐求汇合为一,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》。这是第一次由参议员向政府以参政议政的方式,提出中西医并重,并希望将来逐步达到“汇合为一”,也就是“中西医结合”的构想。他说,这样做的目的,是为了“增进民族健康”,并且有利于抗击日本侵略。

  此前,北洋政府漏列中医教育,余云岫等人提案取消中医,也都是打着“强国强种”的旗号,力求摆脱东亚病夫、积贫积弱的面貌。余云岫甚至把取消中医称为“医学革命”,因为在他和很多海归派的心目中,中医就是“旧医”,代表着落后和不卫生的陋习,是“卫生事业的障碍”。他们强加给中医很多莫须有的罪名,大力推行取效、改造中医的政治策略,或者从制度设计上,挤压中医未来生存空间。

  1941年,皖南事变之后,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,孔庚在这一背景下,将中医争夺生存权与民族求生存结合起来,他提出的议案使中西医冲突上升到政治高度。引起了反中医人士傅斯年等人的激烈反对。

  台湾柏杨先生的《投奔中医记》说:“吾友傅斯年,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,以致恨中医入骨。”“先生在世时,一提起中医就七窍生烟,一些新派、洋派,对中医更是摇头摆尾。”1934年,傅斯年在《大公报》发表了《论所谓国医》,说“中国现在最可耻、最可恨、最可使人短气的事,不是匪患,不是外患,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。”他把中西医论争看成比“匪患”、“外患”还可耻、可恨,认为中医早就应该取消了,其“扶西抑中”的思想,有意无意地使中西医之间的矛盾复杂化了,引发了半年多长时间的争论。参与论争的既有天津中医公会,也有西学背景的学人。

  孔庚先生在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,继续为中医提案《请政府设国立新药厂达到药物自给加强国民经济动员案》《动员全国中医设立中央国医院,各机关设立中医治疗所,保障军民健康案》。在会议期间,孔庚的提案得到了广泛的声援,四川参议员曹叔宝提出《协调中西医主张,设会研究而使医学健全,以保人类生命案》《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用示中西教育平等,以重民命而利抗战案》。这些观点,与傅斯年等新潮人士的观念大相径庭,一场辩论和争执在所难免。

  有学者评论说,这是“科学主义”第一次遇到了自己的对手“民族主义”,争夺话语权的硝烟弥漫开来,深受西式教育的傅斯年暴跳如雷,与年逾古稀的孔庚互相谩骂。年迈的孔庚虽然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民主革命人士,仍然辩不过年富力强的大学者傅斯年,于是在座位上说了许多的粗话。

  对于中医的苦难,孔庚先生一定是了如指掌,感同身受,才会在那个时候挺身而出,勇于斗争。

  孔庚是一位阅历非常丰富的人,曾任广西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长、教育科长,创办广西陆军小学堂,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学司一等科员,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高级参谋。后入山西任阎锡山部大同镇守使、旅长,晋北军总司令、晋军总司令。他和孙中山、毛泽东等人都有来往。

  留洋归国的经历没有改变孔庚先生对祖国与家乡热爱,多年的政治斗争、民众缺医少药的苦难,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医药的历史价值,他带头为中医参政议政提建议,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,而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家国情怀。也许他还经历过很多被中医药帮助的故事,只是我们还无从得知罢了。

  故事的背后,是中医近代不被理解长达百年的曲折经历,也是我们不该忘记的历史。

 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《大学规程》,“漏列”了中医,法规颁布后,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,还联合了其他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“医药救亡请愿团”。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,推举代表请愿,争取办学立案,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。

  中医争取教育权的请愿活动,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,他于1913年12月29日,在接见请愿代表的时候说:“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,不用中药。所谓立案一节,难以照准。”又说:“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,其医学之发达,较之我国不啻天壤,乃日本乡间仍有中医者。我国欲全废中医,恐一时难达目的,且我国所有西医不敷全国之用也。”此论一出,全国哗然。

  1915年4月,丁甘仁、夏应堂、谢观联合发起、成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。他们向北洋政府递呈了备案申请,其《呈大总统文》说:“教育为国家之基础,医学实民命之攸关。我国光复以来,各省学校林立,恩准奉行,仰见我政府陶铸医学真才,为四百万兆生灵造仁寿无疆之福。洵乎民之强,即国之强也。”教育部答复说:“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,设学堂而造士,兼附设医院,兼聘西医,具融会中西之愿,殊足嘉许。”教育部看重的是形式上的现代化,勉强同意了中医办学校振兴图强的要求。内务部认为:“教育部既深嘉许,本部有所赞同,应准备案。”批准了他们的申请,近代中医教育因此而开端。经过筹备,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7年正式开学。

  1916年,余云岫《灵素商兑》发表,开始了从理论上向中医的围剿,并积极准备全面封杀中医。

  1920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《学艺》第2卷4号的文章《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》。这一文章,被《东方杂志》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“鄙薄蔑弃”之意,杜亚泉当即在《学艺》发表回应文章《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》

  1922年3月,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《管理医士暂行规则》,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,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,或在中医学校、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;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,汇存备查,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,经查“予以相当处分”等。如此摧残医生、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。因为当时西医人数很少,90%以上的医生都是中医。在一片反对声中,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《医士规则》。

  梁启超1923年5月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“阴阳五行说之来历”,其文开篇便说:“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,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。今当辞而辟之”。1926年,章氏太炎在《医界春秋》上发表“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”,掀起一场讨论五行存废的高潮。

  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,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,未获通过。

  1929年1月15日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《医师暂行条例》。这个“条例”只字不提“中医”,因此,“全国医师联合会”认为它“不合国情,窒碍难行”,上书行政当局,要求废止。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,让卫生部“核办”。李敖说“这下子政府失败了,在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的‘审查’之下,确认该‘医师暂行条例’为专为西医而设,当将条例标题改为‘西医条例草案’,改过后,还要‘修正’才成,最后三读之下,就出现了《西医条例》”因此,在1930年5月27日正式公布。

  此前,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,会上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4项,1929年2月26日,上海《新闻报》首先披露此事。消息传出,全国为之震动。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,邀集神州医药总会、中华医药联合会、上海中国医学院、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,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,定会期为3月17日。中医药界仍未摆脱危机四伏的险境。全国医药总合执委裘吉生、蒋文芳、蔡济平等虑及此情,忧心如焚,认为症结在于当局者对中国医药学内容不甚明了,遂决定具文呈请国府仿国术馆设国医馆。

  经过多方努力,中央国医馆部冲破重重阻力,于1931年3月17日宣告成立。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,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,推举焦易堂为馆长,陈郁、施今墨为副馆长。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,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之职。该馆成立之初,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,其任务是负责起草、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。

  1943年9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《医师法》,逐渐建立了“执业医师许可制度”,抗日战争后期,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实施了《医师法细则》等法律文件,对《医师法》的实施作了补充说明。

  “医随国运”,今年7月《中医药法》正式实施,中医药事业有了法律政策的牢固保障,这是长达几十年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,来之不易。(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)

(责任编辑:刘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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