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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脚医生: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记印

时间:2020-06-12 来源: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:周解荣

  

赤脚医生周志良当年出诊时用的医药箱。

当年的赤脚医生证和医学杂志。

1975年《浙江日报》关于赤脚医生的新闻报道。

  赤脚医生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,我17岁考上大学前一直生活在农村,对于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那段历史有着深刻的印象。

  村里办医疗

  我的家乡在浙江诸暨枫桥镇,这里曾因“枫桥经验”而闻名全国。我的家在枫桥镇洄村,全村近2000人口。1965年,毛主席洞察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,发出了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“六二六指示”,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,探索农民医疗保障出路。1969年,我们村的合作医疗也应运而生。

  我们村合作医疗站一共三间大瓦房,坐西朝东,敞亮通透,又有单独一个院子,处于全村最中心之处。站里有5个赤脚医生,老老小小都认识,其中负责的周志良既是村支部副书记又是赤脚医生。另外几个分别是:上海下放的女工人陈艳丽,村书记的爱人周文美,从邻村桥亭学医回来的周松玳,还有一位是民间郎中周成礼。此外,18个生产小队又相应配备了18个卫生员,配合站里做些基础工作和最简单的保健处理。

  后来随着读书年级的升高,我接触赤脚医生的机会也逐渐多了起来。他们隔一段时间会背着药箱到学校。当然,最受欢迎的是到教室里来分糖丸,学生张着嘴巴等针筒注射甜药水,全班同学人人有份,不用上课,还能享受甜蜜的味道。最怕的是打针,防疫针又冷又疼,胆小的针头未及,哭声倒先来了,也有咬紧牙关、闭上眼睛,视死如归的。最惨烈的莫过于种“牛痘”,不仅“高分贝”尖叫声此起彼落,还会在臂膀上留下斑斑疤痕。

  赤脚医生也会登上讲台给我们上卫生知识课,讲得生动有趣。比如讲消灭血吸虫病,讲课前先带着我们到后畈田间沟渠找钉螺,回教室再讲它的危害和如何消灭它。那天出课堂虽然没有找到钉螺,但最后我们都掌握了基本的科普知识,获益匪浅。

  后来我参加工作接触到文教卫线工作,才知道打预防针、接种、除四害、卫生科普宣传等都属于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范畴,实际上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早就承担了这些任务。他们守护农村健康,也当卫生科学知识的启蒙老师。明显的例子是一个“土方法”的弃用。合作医疗产生之前,村里人凡皮肤破损流血,就会马上从家里大门背后的某个角落抓把灰尘,往伤口上一撒,然后用布条包扎处理,可以止血,过段时间也能愈合伤疤,具体原理谁也说不上,就一直传着用下来了。但村民们通过学习防治“破伤风”的常识,对比合作医疗站包扎,发现赤脚医生用消毒水做皮肤表面清理、碘酒消毒、擦消炎粉、纱布包扎等操作方法,更卫生更科学,便不再使用这个土方法。

  看病不出村

  村民对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最认同的就是“方便、省钱”,虽然表达直白了一点,但符合当时生活的实际情况。村里合作医疗实行前,曾发生过村民被蛇咬事件,但因村里无蛇医,只能外请,等蛇医远道赶来,往往错过了救治时机。随着合作医疗的推行,展现在全村面前的是另一番景象:医院就在“家门口”,赤脚医生与村民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。

  合作医疗站、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基金涵盖了“合作医疗”的全部,其中最要紧的是身边有一支真心为民的医生队伍,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是“又红又专”。在周志良站长的带领下,他们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专业培训,既当全科医生,又各具特长,独当一面。按“三三轮换制”规定,他们的劳动报酬按“工分”结算,三分之二时间在合作医疗站里工作,三分之一时间参加队里生产劳动或采种中草药,所谓“背起药箱能看病,拿起锄头能生产”,也是他们“医生”名称前面加“赤脚”二字的原因。晚上村合作医疗站照样灯火通明,医生们轮流值班,为日落而息的村民提供就医方便,具体时间则根据季节调整。如夏收夏种期间基本上要服务到半夜12点。枫桥区委到村里搞“挑沙墩造粮田”试点,村民挑到后半夜,他们也跟着到后半夜。

  村里劳动力紧张,每天都要出畈劳动。留在家里老年体弱下不了床或腿脚不麻利的,看病就医就出不了门,但自从有了合作医疗,只要捎个口信,赤脚医生便会送医上门,而且熟门熟路。他们都是土生土养的村里人,习惯于24小时全天候服务的职业常态,到家里也是药箱不离身,听筒不离手。遇到村民突发病情,都会第一时间赶到,哪怕半夜时分照样起床应诊。所以在夜间,人们常常能听见赤脚医生疾走的脚步声或看到他们打着手电筒,肩背药箱,行色匆匆的身影。如果哪一天“狗叫到天亮,脚步声到天亮,烟囱冒到天亮”,村民就知道,哪个赤脚医生又忙碌到天晓。村合作医疗每年要清算结账,但最让人感触到的是,整个村子除了个别重病号需要送到枫桥镇医院或者县里大医院,基本上能做到看病不出村。

  村里赤脚医生“头块牌子”无疑是周志良的。他13岁初中毕业后便立志从医,师承本村老中医周国海,学会针灸医术,又不断进修,经过多年的中西医结合实践,对用针灸、中药治疗农村常见病、多发病如胆囊炎、遗尿症、中风、肝炎、骨伤等有了一技之长,医德医风有口皆碑。他坚持探索研究,长期随访典型病例,主动与同行分享医学成果,成为行业内的标兵式村医。

  有一段时间,浙江医科大学每年都派大学生来洄村实习,先是住在周志良家里实习跟班,后来因人数增多改在老乡政府台门屋里。按照上级领导的讲法,这些大学生到村里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,他们是冲着周志良来的,让他带班讲课传授医学绝活。后来周志良被邀请到绍兴地区卫生学校当了老师,但没多久又被村里打报告要了回来。此后他还继续担任赤脚医生和村支部副书记,一如既往地为村民服务,还培养了两个女儿接班当医生。

  1975年村里放映关于赤脚医生题材的电影《春苗》,村民感到特别亲切,学校老师也布置了作文任务。我以《最有情怀的人》作题目,赞扬我们村赤脚医生对待群众像春天般的温暖,对待工作像夏天一样的火热,受到老师的表扬。

  吃药不要钱

  合作医疗以“合作”为基础,村民受益为宗旨,在合作医疗站有一套上墙的报销制度。记得除军烈属、五保户、小孩等特殊群体外,每人每年要自愿向村里缴几角钱的合作基金,用于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,但个人按比例要承担小部分费用,有的采用中草药治疗的则直接免费,其他合作医疗费用皆由村集体经济兜底。

  为了给村民省钱,村合作医疗站动了不少脑筋,最有特色的是就地取材建了百草园。地点就在合作医疗站门口,长方形的地块约一亩左右,培植了大量中草药。村民有个头痛发热之类的小毛病,拔点草药熬一熬内服,或捣碎外敷,就能简单对付。村民绝大多数常见病由百草园中草药免费医治,或经合作医疗报销大部分,基本不需要花钱或花少量钱,因而百草园成了村民心目中的“良药宝库”和节省资费就医费用的“摇钱树”。我自己也有深切体会,有一次身上起了荨麻疹,浑身皮肤发痒,跑到合作医疗站,周成礼老医生打开一瓶煎好的中药水,往我身上涂了一遍,效果立竿见影,不收任何费用;后来我身上发带状疱疹,在合作医疗站取得药方,油用调某种草灰,当天即起效明显。

  百草园也是孩子们最向往的“乐园”,但平日里合作医疗站管得严,四周扎篱笆墙,虽然不高,但像警戒线一样挡住人们进园,通常只能在外面看看。只有学生上劳动课才有机会进入,这时赤脚医生们会详细指导学生识别各种中草药并说明药用价值。我们从小在百草园获取知识,在生活中得到实惠。譬如“金银藤花开,游水买棺材;金银藤花谢,游水游到夜”,是警告小孩遇到初夏遽然升高的天气,万万不能到池塘游泳,塘水上温下冷,极易腿脚抽筋。再譬如不管什么季节,我们钻进山里,总能摘到野果子和叶子……勤工俭学时我们也挖过桑树根、百合、金刚刺等药材。

  五年级时曾有一次上劳动课,我们全班同学长途跋涉4公里,到枫桥青岭水库护理中草药药材。原来在这深山老林里,村合作医疗站成片开垦10多亩山地种植了中草药,加上百草园和小学学农基地上的中草药种植园,我们村合作医疗站已拥有三个药材基地。他们制定生产计划,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增加产量,获取销售所得,充实村合作医疗经费。

  “看病不出村”与“枫桥经验”中的“小事不出村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合作医疗体现便民利民,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户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。洄村合作医疗后来被树为先进典型。虽然上世纪80年代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淡出人们视线,到如今40年前的记印也渐渐磨去,但我仍然找到当年关于“先进典型”的信息,即1975年6月23日的《浙江日报》刊发了洄村合作医疗的典型事迹。那时的省委机关报,每天仅出四版,一个村的某项经验登上当时的省报,由此可见分量不轻。(周解荣 浙江省诸暨市人大常委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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